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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黨史】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天津
      來源: | 作者:海南控股 | 發布時間: 2022-01-21 | 1606 次瀏覽 | 分享到:


      中共中央北方局是我黨最早設立的一批中央地方局,1924年12月7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北京成立,李大釗任書記,負責直隸、山西、山東、河南、內蒙古、滿洲等地黨的工作,1925年初決定撤銷北方局。1926年“三一八”慘案后,李大釗為了加強北方地區黨的基層力量,派人到北京、天津、唐山,樂亭等地建立支部。1927年,蔣介石在南方發動了反革命政變,奉系軍閥張作霖在北方瘋狂屠殺共產黨員,李大釗等二十多位革命骨干慘遭殺害,中共北方區委遭到了嚴重的破壞,黨中央決定在天津建立中共順直省委,代替已經遭到破壞的中共北方區委繼續領導北方的革命斗爭。

      1927年“八七”會議后,中央臨時政治局決定重組北方局。1927年9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天津召開了中共順直省委改組會議,后來在北方局和順直省委的共同領導下,直隸省玉田縣農民舉行暴動,后因指揮失當和敵人的殘酷鎮壓,暴動失敗,中共順直省委組織部部長、中共天津地委第一任書記于方舟不幸被捕,英勇就義。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再次撤銷,中共順直省委繼續領導北方黨的工作。1928年3月和6月,劉少奇、陳潭秋先后以中央特派員的身份來到了天津,指導順直省委黨的工作。1928年12月,周恩來秘密來津,主持召開了中共順直省委擴大會議,此次會議標志北方地區黨組織蓬勃發展。1930年8月,中共中央在順直省委的基礎上,再次重組北方局,賀昌任書記。12月,中共中央決定撤銷中共中央北方局和中共順直省委,成立中共河北省委。1935年6月,在中共河北省委的基礎上,再次重組中共中央北方局。當時,中共河北省委書記高文華兼任北方局書記。1936年春,為了貫徹黨中央瓦窯堡會議精神,推動華北抗日救亡運動,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徹底轉變白區工作路線,劉少奇受黨中央的委托,來津擔任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領導華北地區的抗日救亡運動。

      劉少奇到天津后,先是以茶葉巨商的身份住進了日租界的北洋飯店(原興安路201號,原建筑已不存在)。后幾經搬遷,在時任天津市委書記林楓的幫助下,選擇法租界石教士路隆泰里(今黑龍江路隆泰里19號)一幢二層小樓作為北方局的辦公地點。由于法租界享有“治外法權”,無論是國民黨當局,還是日本特務,都不敢貿然進入捕人。這里又地處海河附近,縱橫交錯,四通八達,劉少奇居住的樓房有三個出口:前門、后門和通向屋頂的窗戶,一旦出現緊急情況,可迅速撤離。

      樓下的惠興德成衣局的師徒也為人本分,從不過問劉少奇的來歷,只知道他是南開大學的周教授,在此是為了養病。正是依靠這些便于隱蔽和掩護的環境條件,劉少奇一直在這里從容地領導華北地區抗日救亡運動,直至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前離津。

      1936年4月初,在劉少奇主持下重新組建了中共中央北方局。重組后的北方局,由劉少奇任書記,彭真任組織部長,陳伯達任宣傳部長。不久,又調天津市委書記林楓任秘書。北方局成立后,劉少奇首先做的工作就是統一思想,堅決肅清黨內存在的“左”傾錯誤,將黨中央的正確路線傳達到白區。當時華北的形勢十分緊張,在津日軍由8000人驟增到20000人,侵占了北寧鐵路沿線,并肆意動用武力威脅恐嚇華北人民。為迅速掀起北方抗日救亡斗爭高潮,劉少奇根據中央精神和北方各省的具體情況,先后以胡服、陶尚行、莫文華、呂文等筆名,通過中共河北省委內部刊物《火線》《長城雜志》發表了30多篇文章,傳達貫徹中央方針和指示,提出必須確立從長遠著眼,積蓄革命力量的方針,從理論上、政策上、工作方式上對北方黨組織的抗日救亡運動給予具體指導。

      在津工作期間,劉少奇還把一些受“左”傾錯誤路線打擊、排斥的同志,重新安排到領導崗位上來。同時,積極進行黨組織的恢復和發展工作。在劉少奇的努力下,華北地區的黨組織徹底改變了白區的工作路線和方法。到1936年底,全市黨員由原來的幾十人發展到400多人,先后建立了山東省委、山西省委、河南工委等若干黨的組織,使北方的抗日救亡運動廣泛、深入地開展起來。劉少奇還指導部署了“五二八”反日愛國運動。當時,華北的形勢已到了劍拔弩張的地步。一方面日本借口“共同防共”,連續制造各種事件,脅迫國民政府簽訂一系列協議,使華北大部分領土主權喪失,并大舉增兵華北,武力侵占北寧鐵路沿線地區;另一方面強征大批中國華工修筑軍事設施,工程竣工后隨即進行大肆屠殺,并拋尸海河或荒郊野外,制造了震驚津門的海河浮尸案。為此,在劉少奇領導下,中共中央北方局經過研究,決定抓住這個時機,發動和組織平、津學生舉行抗日游行示威。1936年5月20日前后,中共天津市委負責人林楓、易吉光等在天津西郊的一座地主墓地里召開秘密會議,對這次活動進行了周密細致的部署。確定游行時間在5月底前后,地點在金鋼橋靠近國民黨天津市政府、保安大隊部附近,以顯示抗日群眾的力量,爭取他們靠攏人民。由于消息提前暴露,學聯決定游行提前至5月28日舉行。當天,愛國學生按照預定部署,舉行了聲勢浩大的反日示威游行,有力地打擊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氣焰,在全國引起了強烈反響,使正彷徨于抵抗與妥協之間的宋哲元及二十九軍受到學生愛國運動的極大鼓勵和督促。5月30日,北平各校學生在清華大學召開代表大會,到會的40多所大中學校的代表一致決定通電全國,響應天津學生的愛國運動。6月2日,廣東地方實力派代表陳濟棠和廣西地方實力派代表李宗仁、白崇禧相繼發表通電,宣布“北上抗日”,并發動兩廣事變。6月13日,北平各校學生一萬多人舉行抗日示威游行。正是由于堅決貫徹執行了劉少奇的有關指示,天津“五二八”愛國運動掀起了繼“一二·九”運動之后又一次全國性的抗日救亡高潮。

      中共中央北方局建立了華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劉少奇根據華北各種政治勢力、派別和各個階層人士的情況,認為首先應開展上層統一戰線工作。為此,他親自起草了給國民黨高級將領和社會名流的信,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彭德懷的名義寄給張學良、馮玉祥、傅作義、宋哲元、張自忠和馬寅初等各界人士,一并寄出的還有《八一宣言》等黨的文件,使黨的口號和主張迅速傳播開來。同時,利用當時上海、平津等地的進步刊物,公開發表文章宣傳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政策。為推動華北上層統一戰線工作,1936年春,劉少奇、王世英、南漢宸等北方局負責同志,通過在平津文教界上層知名人士中開展工作,團結爭取了吳承仕等一大批愛國教授和學者,在文化教育界逐步形成了一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北方局還通過廣大學生在民族工商業者中開展工作,使他們當中不少人由觀望轉向同情與支持,對學生的愛國行動表示積極擁護,對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起到了積極作用。

      西安事變后,為了逼蔣抗日,在劉少奇的指導下,中共中央北方局采取公開和秘密工作相結合的方式,開展了爭取宋哲元等地方實力派的工作。為了爭取宋哲元,劉少奇提出把“打倒賣國賊宋哲元”的口號改為“擁護宋委員長抗日”“擁護二十九路軍抗日”的口號。同時,通過地下黨的秘密關系聯系有關人士,說服宋哲元堅定抗日決心,使其由原來在抗日立場上的猶豫不決,轉向積極主張抗日,并主動接受了地下黨員張克俠為其草擬的對日作戰計劃。這份計劃曾經劉少奇審閱批準。此外,劉少奇還派遣干部對山西的閻錫山、綏遠的傅作義、山東的韓復榘,以及孫殿英、石友三、萬福麟等地方實力派開展統一戰線工作。在劉少奇正確策略的指導下,華北統一戰線工作在形勢轉變的關鍵時刻沒有迷失方向,并且很快開創了新的局面。

      1936年春抵津至1937年奉調離津的一年多時間里,劉少奇領導華北抗日救亡運動,豐富發展了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理論,為黨的淪陷區工作政策方針的制定,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黨中央對劉少奇主持下的北方局工作也曾給予高度評價,認為北方黨的工作自劉少奇主持后,有了基本上的轉變,這些轉變足以奠定勝利的基礎。

      1982年,中共中央北方局舊址被天津市政府公布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2005年9月,被辟為紀念館,正式對外開放。2006年,舊址被天津市委、市政府公布為市級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來源:天津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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